童行万里

海昏侯国遗址由紫金城城址、历代海昏侯墓园、列侯和百姓墓地等构成，是中国目前所发现的面积最大、保存最为完好、格局最为完整、内涵最为丰富、兼具完整性和代表性的汉代列侯国都城聚落遗址。汉朝初年，汉高祖刘邦实行了郡国并行的制度，设立了豫章郡，其郡治位于现今的南昌一带。海昏县作为豫章郡下辖的一个县域，在行政上隶属于豫章郡管辖。到了元康三年（公元前63年），汉宣帝将故昌邑王刘贺封为海昏侯，并在豫章郡的海昏县境内建立了侯国。不同于西汉王朝分封的诸侯国拥有行政司法军事权，海昏侯国只享有赋税权利，行政管理权由国相负责。

褭蹏（niǎotí）金(上)俗称“马蹄金”

海昏侯墓是截至目前所发掘的所有汉墓中，出土黄金量最多的一座墓。确认大马蹄金17枚，小马蹄金33枚，麟趾金25枚，金饼共385枚。它们器形完整，周身还饰有精美纹饰。金饼是汉代“酎金献祭”制度的核心物证。西汉初期，诸侯、列侯需依据封地人口缴纳黄金，标准为“每千人献金四两”。元鼎五年（前112年），汉武帝以诸侯所献祭祀酎金（黄金）成色不足或分量短缺为由，一次性削夺106位列侯的爵位，史称“酎金案”。刘贺墓出土褭蹏金、麟趾金，皆采用花丝镶嵌等细金工艺精心制作。马蹄金、麟趾金是汉武帝时代象征祥瑞的特制纪念币，常被用于赏赐亲信或功臣。

刘贺墓五铢钱出土情况

海昏侯刘贺墓兼具侯的规格、王的规模以及皇帝的规制。在远离墓道口的北藏椁发现约十余吨重、500万枚五铢钱，这是中国首次以考古方式证实唐宋以来以一千文铜钱为一贯的货币计量制度最早始于西汉。考古人员经长时间整理，最终确定一贯为1000文。此前最早记载一贯为1000文是在北宋时期，海昏侯墓钱库则将这一历史往前推进了一千年。

孔子徒人图漆衣镜（复制件）

镜匣正面（左）、背面（右）

海昏侯墓出土的孔子徒人图漆衣镜，背面是孔子及其五位弟子的图像和传记，分三栏，上栏为孔子和颜回，中栏为子赣和子路，下栏为子羽和子夏。刘贺墓出土衣镜上的孔子像是最早的孔子像，亦是唯一的一份早期孔子肖像。海昏侯墓出土的孔子屏风、儒家经典竹简等文物，表明刘贺对儒家思想有一定的认知与推崇，反映出中央通过思想教化巩固统治的理念。

海昏侯墓中最具价值的文物当属竹简和木牍。在刘贺墓主椁室西室最西侧的漆盒内，发现有记述刘贺去世后海昏侯国除史事的诏书，即《海昏侯国除诏书》。《海昏侯国除诏书》继肩水金关汉简《永始三年诏书》、甘谷汉简《示章诏书》之后，又一次重现了汉朝“圣旨”的原貌。册书共25版，分为五个部分：罗列了参与上奏的百官名单，列举朝廷对刘贺的恩宠及刘贺的种种不法行为，建议不为海昏侯国立嗣；第二部分，记录汉宣帝收到奏章后下令丞相、御史大夫等百官召开公卿会议专题讨论；第三、四部分，即丞相丙吉、御史大夫萧望之等公卿百官的回奏与宣帝的最终裁决意见；第五部分，是诏书的附件，分别为御史大夫下丞相、丞相下郡国、豫章郡下都尉县侯国、侯国下侯家的公文转发记录。从《国除诏书》中朝廷对海昏侯国存续的直接裁定，能够清晰地看到郡国并行制下中央集权的逐步加强，侯国的命运始终与中央管控紧密相连。

海昏侯国的器物，每一件都严格遵循汉代列侯规制，是礼制的物质载体。

“刘贺”螭钮玉印：出土于主棺内棺刘贺遗骸右侧腰部，是汉代“方寸之印”，质地是和田白玉，钮为高浮雕幼螭。更关键的是，汉武帝时期规范印章制度后，私印中采用螭钮极为罕见，这一特殊形制可能暗藏刘贺曾为皇帝的寓意，是列侯身份与特殊经历的双重实证。

“刘贺”螭钮玉印

“大刘记印”龟钮玉印：和田玉质，阴刻“大刘记印”四字，是汉代“大+姓氏+记+印”格式的首例玉印。龟钮造型并非随意设计——据《汉官仪》记载，列侯、丞相等高官需用黄金印龟钮，这枚玉印虽非黄金材质，但龟钮形制与“大刘”铭文结合，含蓄印证了刘贺的皇室血脉与列侯等级。

如装饰车辕的铜车軶（è）、点缀车轭（è）的铜车軶饰、保护马面的铜当卢、衔接马络头的铜节约等，不仅以鎏金、错银工艺雕琢出云纹、瑞兽等精美纹饰，更严格遵循“诸侯车驾”的礼制规范，既展现了西汉高超的金属加工技艺，也印证了中央对列侯出行仪仗的制度管控。

墓中出土的“李姬家”铭文青铜豆形灯，是列侯家族传承与等级的独特见证。这件青铜灯上端为内底平坦的灯盘，中间灯柄细长，下部有喇叭形灯座，灯身清晰刻有“李姬家”铭文。推测此灯原为刘贺奶奶李夫人使用之器，后传给刘贺父子，最终由刘贺从山东昌邑带到豫章海昏，既是家族血脉的物质联结，也因青铜材质、精致形制，与百姓所用的陶灯形成鲜明对比。它并非普通照明工具，而是王侯家族“世代相传”的象征，承载着超越实用的礼制与情感意义。

“路县”设于西汉初年，汉高祖刘邦曾下诏“天下县邑城”，要求全国的县与更低一级的邑均需筑城，路县最早的县治城市便坐落于如今的路县故城遗址，设县与筑城的时间大致同步。西汉时，建立路县成为中央直辖的边疆县治；两汉之际，王莽改制将其改称“通路亭”；东汉初年，地方大多恢复旧称，因境内沽水（白河）与鲍邱水（潮河）合流为潞水，县名随水名改称“潞县”，且一度擢升为渔阳郡治所，在行政属性与管控模式上呈现出鲜明的边疆县治特征。

与海昏侯国作为封地、凸显列侯规格与皇权规制不同，路县自始至终是百姓生活的居所，以务实的农业经济和手工业为核心支柱，尤其东汉时期的发展脉络更为清晰。

农业方面，路县故城遗址出土的石磨、铁錛(bēn)等多种农具，以及各类作物种子，直接印证了当地农业生产的大众化与成熟化，展现出基层社会以农为本的生计基础。

作物种子

手工业方面，路县是渔阳郡及临近区域重要的手工业生产中心。考古人员在城址外发现大片陶窑址和冶铸遗迹，烧制青砖、灰陶的遗址至今留存，表明路县具备制造和维护生产工具、生活用具及武器的能力。

馒头窑

其中，遗址出土的戳印“亭”字陶罐，推测与“市亭制度”密切相关。这一制度最早可追溯至春秋战国时期，秦代时广泛应用于官营手工业，当时大都邑与小城邑均设“市亭”机构，核心职能是管理手工业生产与销售——所有手工业产品需经市亭检验合格，并加盖“市”或“亭”字印记，方可完成制作并进入市场流通，以此维护市场秩序。

戳印“亭”字陶罐

结合路县的历史背景，这类戳印陶罐的出现，大概率是汉代继承秦代制度（即“汉承秦制”）在手工业管理与市场规范层面的具体表现。

此外，出土的带“临姑”二字戳印的陶罐，还反映出“物勒工名”的手工业管理规范，这一规范的核心作用是确保手工业产品质量，是基层手工业标准化管理的实证。

戳印“临姑”陶罐

商业方面，路县凭借“临广川、据要道” 的区位优势，以及连接燕蓟与辽东的交通枢纽地位，贸易往来十分频繁。遗址中发现的算筹、铁权等遗存，便是当时商贸活动开展的直接见证，折射出基层市场的活跃景象。

铁权

路县故城遵循“造郭以为民”的理念，外郭宽阔，市集阡陌纵横，核心重在民生与贸易，汇聚多样生业与百姓。

“千秋万岁”瓦当

其考古发现的建筑遗存（如“千秋万岁” 瓦当）、生产工具、生活器物及墓葬形制，全面展现了汉代基层治理的实践形态，与海昏侯国所实证的上层制度运行逻辑形成鲜明对照——前者是郡县制下中央管控地方、维系基层秩序的鲜活样本，后者是郡国并行制下列侯封地的制度缩影，一南一北，分别从基层与上层维度，勾勒出汉代治理体系的完整图景。

此外，路县故城还呈现出多元文化交融的特质。

陶鬲（lì）

战国时期的玉石串饰，见证了当地与北方游牧民族的文化交流；具有中原特色的陶鼎与表现本地特点的陶鬲在一座墓葬并存，反映出中原文化与燕文化的深度融合。这种多元交融的文明风貌，与海昏侯国所体现的中原核心礼制文化也形成了差异化对比，丰富了汉代文明的整体图景。

路县故城的遗存，没有奢华工艺与礼制设计，每一件器物的细节都指向“实用”，与海昏侯国形成鲜明对比，却同样是汉代社会的真实切片。

路县为百姓居所，以务实的农业经济和手工业为主，出土的实用器物中，如基层官吏所用的铜印章，多为普通铜质，无玉、金等贵重材质，仅用于日常行政文书核验、户籍登记等事务，服务于基层治理。

铜印章及拓片

还有戳印“亭”字的陶罐，仅施简单褐釉，器形规整，“亭”字指向汉代“市亭制度”，是陶罐经检验合格后的标识，相当于“市场准入凭证”，完全围绕实用与管理需求。

在路县故城，车马器部件则呈现民用的朴拙与实用，没有鎏金、错银等复杂工艺，仅满足骑行固定、基本乘坐的实用功能，所有车马器都围绕“实用”而非“威仪”设计。

与海昏侯国的青铜灯不同，路县故城出土的陶灯，多以实用为核心。陶灯多为泥质灰陶或红陶，部分甚至仅为“灯盘+灯柄”的简易组合。仅满足日常照明的基本需求，烧制工艺较为简单，恰与“李姬家”铭文青铜豆形灯的精致形成反差。